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沉默的二本学生,才是基数最大的打工人

  • 来源:互联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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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2020-11-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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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由“格致计划”内容Top榜收录,来源:新周刊,作者:赵皖西

985废物、小镇做题家、绩点为王、内卷化竞争……最近互联网上兴起的各式教育话题,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:人均985,遍地211,如今的天下,早已是优等生的天下。哪怕是焦虑,也只有名校生焦虑的份。

事实并非如此,2020年,中国应届毕业生人数高达874万,重点大学的学生只在其中占据很小的比例。“大学生”这一身份所涵盖的庞大数字,更多是由二本及以下学生组成的。

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,今年大学生就业形势异常严峻。但作为就业的主力军,二本毕业生们的现状却鲜少有人关注,甚至很多人自己眼中的未来也面目模糊。

在各种就业调研报告上, “二本学校”的表述被折叠在除“双一流”以外的“地方本科院校”之中,在其中生活学习的年轻人,成了舆论场上沉默的大多数。

不可抗力将今年的就业难度推向高峰。/图虫创意

前段时间,广东F学院的黄灯老师出版《我的二本学生》一书,用自己15年的一线教学经验,通过对4500多个学生的长期观察和长达十几年的跟踪走访,向我们勾画出一条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。

他们艰难走过应试教育这一道关卡,并不算成功地通过高考,历经众多就业挫折和社会捶打,在不同的人生岔路口分野,最终与社会撞个满怀,摸爬滚打,跌跌撞撞,融入到生活的洪流当中。

有人说,他们是当今转型期中国最忧伤、迷茫的一群人。“二本学生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,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。”黄灯老师说。

《我的二本学生》黄灯 著

在夹缝中就业

去年6月,毕业一年多的豫子辞掉了自己在深圳某银行的“铁饭碗”。

就像网上无数个声称自己终于“逃离银行”的年轻人一样,做出这个决定,对豫子来说并不容易,只因为她二本的学历背景。

但无数个日夜的辗转反侧、越压抑就越膨胀的不甘心、高考选专业时的梦想……种种原因,都在无形之中牵引着她递交了那份辞呈。

今年刚满23岁的丁一,同样毕业于一所二本学院,同样在银行工作,至今仍处在纠结之中。今年6月份,他抓住来之不易的升职机会,从柜员转岗成为大堂经理,但工作几个月后,他开始考虑是否要辞职。

或许是因为城市的差异,进入银行一年多时间,丁一每月的收入远不如在深圳的豫子,晋升机会也不多,每天还必须面对小地方无数复杂的人际关系。

丁一自己粗略统计,自己所在银行,每年招进来的应届毕业生,会有二到三成在不久之后选择离职。

“银行就是一个你出去很容易,再进来就难了的地方。”这些告别银行的年轻人,做的是一个无法回头的职业选择。

微博超话#今天你从银行辞职了吗#有一亿多的阅读量。/图虫创意

据麦克斯研究院最新发布的《2020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》,2019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显著下跌,同比下降1.4%。

史上最难毕业季,被巨量的毕业生迎面撞上。疫情影响下,大量企业或裁员或缩招,最先感到寒意的,往往是二本学生。

南开大学在数年前曾对二本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进行调研,结果显示,二本院校毕业生的签约率不仅远低于重点大学,更低于三本学校的毕业生:

一本学生的整体就业竞争力明显高于二本学生,这不必说,而三本学生的家境普遍较好,也有利于他们的就业和前途。

二本学生夹在其中,既没有原生家庭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上的扶持,也受困于有限的教育资源,在剧烈的就业竞争中被无情甩出。“自主择业”,轻飘飘的四个字,略过了二本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遭受到的结构性不平等。

二本学生,就业市场上的“夹心饼干”。/图虫创意

黄灯老师带过的2019届毕业生,去年就业情况也很一般。来自湛江遂溪的美芽进入了广州市某巴士公司,这是班里少数几个进入事业单位的同学。

得益于广东F学院的特殊金融属性,往年即便不是金融专业的学生,很多也能进入银行工作,但比例明显降低。更多的情况是,学生们在选无可选之下,进入一些小的媒体公司或者微小型企业,从事公众号运营等边缘工作。

教育行业一直都是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热门。由于近年来中小学课外辅导班的火爆,黄灯班上每年都有一部分学生进入教育培训机构。2013级的陈雪,就是其中的一员。

经过层层选拔和培训,陈雪毕业后顺利进入新东方任教。和她一同竞争的,不乏985、211高校的本科毕业生,甚至还有研究生,这种“同台竞争”让她感到安慰。

但不久之后陈雪就发现,尽管凭借能力获得了工作机会,但因为来自一所二本学校,自己还是被降级为普通老师。

虽然有种种不如意,但从就业结果上来看,豫子、美芽、陈雪已经算是同辈中的佼佼者。更多的二本学生,还在“生存”这条基础线上苦苦挣扎。

黄灯的另一个学生何文秀,毕业后辗转珠三角一带的各类公司,干过文员、外贸,后来因为一次领导的非分要求,愤然离职。离职之后,是漫长的迷茫和无助,快三个月过去,何文秀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。

“每天上网投简历,去面试,失望,身心疲惫。晚上睡不着,害怕明天睁开眼睛又是一天,日子过得惶恐。有时实在太压抑,半夜睁开眼睛大哭,这种境况实在让人撕心裂肺。有时候,会悲观地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尽头,反观别人的日子都是过得那么好,心里也很酸,怎么自己就不能像别人那样过得好好的,非要像现在这样落魄?”在和黄灯老师的邮件往来中,文秀如此写道。

这是她在患上抑郁症之前为数不多的情感出口。

找到一份好工作,对有的人来说是小菜一碟,对更多的人来说是一座大山。/《百元之恋》

何文秀代表了很多二本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的共同遭遇。他们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开始,就被无情地告知就业困难,但只有等到真正被丢到劳动力市场后,才真切体会到这种压力的残酷与沉重。

就业压力,很多时候并不单单指向有没有企业愿意和自己签署三方协议,而是更进一步,作为一个二本学生,他们能不能找到一份让自己感觉有尊严,也让父母觉得“过得去”的工作。

从宏观的统计数据来看,二本学生的就业率可以和重点大学,甚至985、211的学生比肩,但数据之外,就业质量却大相径庭,许多二本学生并不能马上在毕业后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,以至于很多人毕业多年,仍然在一次次的跳槽、转行、将就中无限纠结。

据黄灯老师说,在自己那么多年“经手”的学生中,只有一两个学生仍然坚守在自己的第一份岗位上。个人发展空间不够、薪资福利低、单位管理制度和文化与自己不符,都是他们离职的原因。

我们无法否认,学历是这些二本学生的首要限制,在一开始就标定了天花板的高度。凭借个人努力,就想要突破这层透明天花板,又谈何容易?

从银行出走的豫子,“家里蹲”了一年多后,终于在广州某媒体企业谋得一份公众号运营的工作。银行复杂的工作环境,让她磨砺出细心的工作态度和坚韧的性格,这让她得到新领导的赏识。

与此同时,同被银行系统绑定的丁一,却还因为离职所需要赔付的一万多元违约金而下不了决心。

在新东方任职多年的陈雪,经历一年又一年的招生季,厌倦了教育机构向家长营造的焦虑,她原先的教师梦,在现实的熨烫下,悄然变化形态。历经过职场生活,陈雪坚定地说:“我以后如果有了孩子,绝对不让我的孩子报班。”

更多二本学生的结局,则像何文秀一样,没有一份从天而降的工作机遇,生活上也无惊无喜,漫长的人生,或许在多年前高考失利那一刻,就早已注定,不会再有更多突围。

培训机构的不良竞争,恶果最终都由家长和孩子们吃下。/图虫创意

“打工人”之伤

二本学生与自身学历背景的缠斗,并不会因为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就结束,求职或许才只是个开始。

因为入校时就知道学历对自己今后就业的限制,很多二本学生早早学会“认命”,尝试在学历之外的其他地方,谋划自己的未来。

毕业四年多的珍芳,已经换了五份工作。回顾自己过去的工作经历,她觉得自己一直处于“随时可以被替换”的状态。

作为广东一所知名二本学校的新闻专业学生,珍芳在校期间就早早去媒体实习,为自己之后的就业打下基础。

大四开始,她先后在广东各大传统媒体实习,去过报纸、杂志,也进过当地电视台。每一份实习,她都十分努力,争取能够转正,可每次都因各种原因,最终事与愿违。

让珍芳印象最深的,是自己当时在Y晚报转正期间,时任主编和她的一次谈话,对方说:“姑娘你人很好,可惜来得不是时候。”就这样委婉地拒绝了她。

除了自身努力,找工作也需要一些运气。/《宽松世代又如何》

“2015年,正值传统媒体走下坡路。行业整体环境并不好,我的能力又没有达到可以让他破格录取的程度。”事后珍芳只能这么安慰自己,她并不想把工作上的不如意通通归纳到自己的二本学历上。

尽管如此,她还是从各种“风声”中强烈感受到二本学历对他们这些人的限制。

珍芳的同学李涛,毕业后同样在广州的一家媒体工作,有事业编制、工作稳定,但每次聚会,李涛都会跟珍芳抱怨自己的工作“活多钱少”。

更令人无奈的,单位评奖和晋升,往往与职员在校期间的表现挂钩。每当这种时候,李涛总会矮人一截。“我们学校对参赛、评奖这些方面并不重视,通常都是悄无声息地就发生了,我们学生根本不知道。”珍芳说。

互联网时代,看似众生平等的信息资源,也成了二本学生们面临的桎梏之一。

学历证书背后,是学术资源上的全面掉队,从优质学术讲座,到学校为课外活动提供的资金支持,再到学生能否通过各种“弱关系”获取各类学科竞赛的通知。

重点大学学生所获得的学术资源,是二本学生比不上的。/图虫创意

黄灯老师从自己十多年的教学经验出发,认为“二本院校的大学氛围,在极其强烈的就业压力下,越来越像职业院校了”。

学生一进校就习惯了这种氛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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